蒙古灭南宋的战争，是一场跨越四十六年的文明碰撞与生死博弈，始于1234年金朝覆灭后宋蒙盟约的破裂，终于1279年崖山海战的沉舟断魂。这场战争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，而是战略、意志、资源与制度的全面较量。蒙古人最初轻视南宋，以为凭借铁骑横扫天下，便可如灭西夏、破金国般速胜，却未曾料到，江南水网纵横、城池坚固、士民坚韧，竟成为他们扩张史上最漫长的泥沼。蒙哥汗亲征四川，围攻钓鱼城，最终死于炮石之下，这一事件不仅中断了蒙古的南进节奏，更迫使忽必烈重新思考灭宋之策——从蛮力强攻转向系统围困与心理瓦解。
襄阳，这座扼守汉水、控扼江汉平原的重镇，成为战争的转折点。自1267年起，忽必烈采纳降将刘整“先取襄阳，撤其捍蔽”的战略，命阿术、刘整率军长期围困。蒙古人不再急于攻城，而是筑垒挖壕，断其粮道，更在汉水之上建造水寨、打造战船，组建一支足以与南宋水军抗衡的舰队。六年之间，襄阳城内粮尽援绝，守将吕文焕在孤立无援、士卒饥病交加的绝境中开城投降。襄阳的陷落，意味着南宋赖以屏障长江中游的脊梁被折断，元军自此顺流而下，如破竹之势直逼临安。
1275年，元军统帅伯颜率水陆大军东进，于丁家洲与南宋最后的主力决战。丞相贾似道仓促督师十三万、战舰两千五百艘，却无心作战，只求议和。元军佯装火攻，诱使宋军昼夜戒备，待其疲惫，骤然发动水陆夹击。孙虎臣临阵脱逃，夏贵不战而退，贾似道弃军南逃，宋军瞬间崩溃，战船两千余艘被焚或被俘，长江防线彻底瓦解。此役之后，南宋已无成建制的野战力量，朝廷陷入瘫痪。1276年正月，元军兵临临安城下，太皇太后谢道清携五岁幼帝宋恭帝出降，南宋中央政权正式终结。
然而，抵抗并未停止。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等忠臣护送二王赵昰、赵昺南逃，于福州拥立端宗，后辗转至广东崖山，重建流亡朝廷。二十万军民在崖山依山傍海，以千艘战船连环为阵，船首朝外，以巨索相连，形成水上城池，誓死一搏。1279年正月，元将张弘范率水师二万余人围攻崖山。宋军虽众，却困于补给断绝、士气低落。张弘范先断其淡水与柴薪，再以火船佯攻，宋军以湿泥涂船，火攻无效。后张弘范命人押解被俘的文天祥至阵前劝降，文天祥只以《过零丁洋》一诗回应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张弘范读罢，肃然不复强求。
三月，元军趁风潮突袭，以小舟载兵，攀附宋舰，短兵相接。宋军力竭，战船相继沉没。陆秀夫见大势已去，背负年仅八岁的赵昺，毅然投海殉国。张世杰率残部突围，欲再图复兴，却遇飓风，舟覆溺亡。文天祥被押至大都，囚禁三年，拒降不屈，于1283年从容就义。宋末三杰，以生命完成了对王朝尊严的最后守护。
战争的代价，远超疆土更迭。四川人口十不存一，江南虽未遭屠城，但赋税重压、户籍制度剧变、士族流离，使经济结构剧烈震荡。元朝虽推行“汉法”，设行省、复科举，却以“四等人制”将南人置于最底层，社会矛盾深藏。然而，江南的文化根基并未断裂。士人退守书院，著书立说，文人画、诗词、理学在压抑中延续，宋韵在元代悄然沉淀，为明清江南的再度繁荣埋下伏笔。
国际学界对此战多有反思。西方史家如《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》指出，南宋的抵抗是中世纪世界最持久的防御战，其组织力、技术力与民众韧性，远超同期欧洲诸国。蒙古人并非以武力“征服”南宋，而是以时间、资源与战略耐心“耗尽”了它。崖山之役，不是一场战役的失败，而是一个文明在绝境中选择尊严的终章。从此，中国历史的重心从江南的文治转向北方的武治，但那片曾孕育诗词、瓷器与市舶贸易的土地，仍在沉默中，等待下一个春天。